《醒世恒言》一书中载有“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忧”这样一句话。细细思来，寓意深刻。

　　事前不思量、事后才觉察铸成大错，从古至今，此类人真可谓是不胜枚举。例如，南宋官员陈璠，曾经担任宿州太守五年。然而，他贪婪成性，搜刮了无数钱财，家里堆满了黄金珠宝。他的贪腐行为败露后，被判处极刑。当陈璠被押到刑场即将开刀问斩时，他向监斩官索要纸笔写下了一段“忏悔录”：“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在这首诗中，陈璠表达了临死前的悔恨交加，至今读起来仍令人无限感叹。

　　陈璠的下场是可悲的，其可悲之处就在于：直到临刑之前，在身败名裂、人财两空之后，他才幡然醒悟，但为时晚矣！犯下无法改正的大错，往往就在于事前没有多问问自己，没有多考虑下“东窗事发”后的“灾难性结局”。从古至今，这种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如，广东电网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忏悔：“离家日深、孤鸟寒林、铁窗封户，叹自由可贵。四季人生，已入冬眠，望夕阳可敬。罪孽深重，不及回头与后悔。”

　　在“事前三思”方面，季文子堪称榜样。春秋时期，他担任过鲁国的正卿，从政的33年间先后辅佐了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三代国君。他执掌鲁国朝政，掌管大量财富，可谓是大权在握，却能够做到一心安社稷，始终忠贞守节、克勤于邦。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身处政治斗争旋涡之中的季文子缘何能保持清廉节俭？“秘诀”就在于，他行事能始终坚持“三思而后行”，凡事考虑清楚、考虑妥当后才去执行，避免因考虑不周而留下悔恨。作为鲁国的重臣，他十分注重个人修养的提升，不仅自己率先做到廉洁奉公，而且大兴节俭之道，使得鲁国的政治风气一片清新，因而赢得广泛赞誉和尊崇。

　　可以说，凡事“三思而后行”，将问题和后果想清楚，才能遏制“小疾”于微末之际，才能在“微利之诱”“五色之惑”面前做到全身而退。在这方面，季文子无疑是所有为官者的学习榜样。如果党员领导干部在“伸手”之前就想到“落马”后可能面临的所有结果：在政治上，公职没了，党籍丢了，前途毁了，政治生命告终；在经济上，退赔赃款，没了工资，养老没有保障，丢掉了本来能够得到的福利待遇；在家庭上，葬送了“小家”本来的和睦幸福，亲人将面对残酷的现实和世人的冷眼，给家庭成员带来伤心、哀痛，甚至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生活上，高墙内住，囚徒生活，失去自由，度日如年……那他还会伸手吗？

试想一下，那些“落马者”若真能够“事前三思”，能够在贪腐之前就多“吓唬”一下自己，仔细掂量被查处后的种种“失去”，恐怕也不至于一意孤行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吧？

融于众，才有“众乐乐”

　　据史料记载，在元朝诞生的五六百种杂剧中，关汉卿所创作的占到了十分之一。作为元杂剧的奠基人，关汉卿长期生活在市井百姓中间，深刻体验了民间悲喜与人情世态，从而在剧作中能如实反映普通人的情绪、愿望和要求。为了更好描绘当时的社会风貌和百姓生活，关汉卿惯于使用民间口语，并加工提炼形成独具风格的戏剧语言，被后世评价为“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这揭示了一个道理：文艺活动只有不断深入群众、融入群众，了解掌握他们的思想情况、生活状况，才能创作出既有艺术高度又有情感温度、脍炙人口的好作品。

　　1942年，针对当时专业文艺领域内出现的一些不满现状、远离群众的文艺倾向，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了“文艺作品给谁看”这个问题，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并以此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重视实践，开展任何工作都不能脱离群众。

　　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传奇、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在于始终与人民群众在一起，将自身融入大众之中。

　　在党的早期成员中，很多人是知识分子出身，为了向工农大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穿起工装，学习工人的日常语言，与工人们一同劳动、打成一片。如，邓中夏起初在北京大学参与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后长期在北京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主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会。凭借着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1925年，他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再如，蔡畅同志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和组织女工开展秘密斗争。正是在同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变成移山倒海、改天换地的物质力量。

　　不论是艺术活动或社会活动，本质上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由此联想到，当今的一些领导干部，要么平日里足不出户，要么习惯于高高在上，与基层群众鲜有来往，通讯录里也没有工农朋友，偶尔下个基层基本上是走马观花的“套路”，如此不接地气又怎能体察民情？两耳不闻街谈巷议，两腿不沾公交地铁，只进高档酒楼不去街边小馆，菜市场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又如何正确作出事关民生的重大决策？

　　革命、建设、改革，我们党一以贯之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被实践证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法宝。1963年1月，77岁的朱德第二次到海南岛考察。路过琼海县城时，当地陪同人员提出来请他到县委休息一下，但他一下车就转到集贸市场里头，询问菜多少钱一斤，鱼、肉多少钱一斤，抓紧一切时间进行调研。正是在这次考察后，他再次向中央建议“海南岛是我们祖国的一块宝地，应抓紧开发”，并对开发的方向和政策提出具体意见。在提出地区开发的政策建议之前，先对菜价这类“小事”进行实地调查，可以说，俯身的姿态决定了登高的视野。

回溯历史，《孟子•梁惠王下》有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告诉人们有好的音乐与其自己独享，不如让大家一起来欣赏，其中朴素的共享精神和融合思想，蕴含着深刻的治国理政智慧。今天的领导干部当有所悟，再莫将自己封闭在狭小的空间内，更不能将自己的工作圈、交际圈、生活圈与普通群众割裂如楚河汉界。只有经常走出办公室，走到市民广场、走进乡间田野、走入车间厂房，才能赢得众志成城、众望所归的“众乐乐”。

心底无私天地宽

　　●人生的旅途上，会时常面对功名利禄的诱惑。诱惑越大，越要保持冷静清醒，多想想为什么、凭什么，少点私心、少点杂念、少点非分之想，才能迎来“天地宽”。

晚清名将、湘军水师主要创建者彭玉麟，是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齐名的清末名臣，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然而，他却先后六次辞去显官要职。曾国藩对其有知遇之恩，他却与曾国藩私下约定，不要保举他做官。在给朝廷的一封奏折中，彭玉麟写道：“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未尝请一日之假回籍调治，虽甚病未尝一日移居岸上。臣以寒士始，愿以寒士归。”彭玉麟一门心思扑在事业上，并不贪图官爵禄位，亦不留恋荣华富贵，因为在他看来，做事比做官重要。

　　纵览中国历史，有很多仁人志士始终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不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不论官职大小、身居何地，始终心忧百姓，不以外界环境的好坏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唐代诗人白居易早年因文采卓越受重用，曾担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中年遭贬官外放，可他没有自暴自弃，先是主持疏浚六井，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后又在西湖修堤蓄积湖水，以便利灌溉。清末名臣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遭诬陷，被革职发配新疆伊犁。在流放的三年多时间，他带病兴修水利、开垦屯田，修建“林公渠”“林公井”造福百姓，身体力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从古至今，有人因为干事创业获得世人敬仰，也有人因为造福一方赢得人们赞誉，却没有人仅仅凭借官爵禄位而得到世人敬重。谷文昌曾经全家被下放到宁化县禾口公社红旗大队当社员，但他毫无怨言，千方百计帮助生产队发展生产，群众看着金黄色的稻谷满囤满仓，亲切地称他“谷满仓”。杨善洲1988年退休后，主动放弃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一头扎进大亮山，带领群众义务植树造林建成5.6万亩林场。王继才32年来默默守海岛，不但从不抱怨收入少，还自掏腰包修码头，获得荣誉后仍一如既往地巡岛、观海、记日志……无论是担任领导职务，还是在平凡岗位，“发光的人”都将干事创业摆在职位、地位之前，将群众利益视作首要之事。

　　在当下，有一些党员干部急功近利、患得患失。有的过于看重职务级别和生活待遇，不能沉下心来学习本领、钻研业务、增长才干；有的贪图安逸，拈轻怕重，不愿到艰苦地方和岗位工作；有的这山望着那山高，觉得单位“庙小”了，岗位“屈才”了……说到底，这些人心里装的不是党和国家的事业，而是把个人的功名利禄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陶铸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体现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胸怀和担当。人生的旅途上，会时常面对功名利禄的诱惑。诱惑越大，越要保持冷静清醒，多想想为什么、凭什么，少点私心、少点杂念、少点非分之想，才能迎来“天地宽”。

警钟长鸣

一切只为“最后捞一把”

——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任凤春

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高等院校在人们心目中，本应该是最纯净、最高尚的地方。然而，在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这个“象牙塔”里，学院原党委书记任凤春却违背宗旨、无视法纪、以权谋私，一步步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给自己的人生烙下黑暗的印记，令人无限唏嘘。

　　2006年12月，任凤春担任白城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2007年10月任学院党委书记，2015年2月离岗，2017年7月退休。审查调查发现，他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在担任学院党委书记期间。在这八年里，任凤春从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党员领导干部一步一步沦为欲望的奴隶、金钱的傀儡，最终滑入犯罪的深渊。

失去理想、居功自傲，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方向

　　任凤春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厅级领导干部，本该是普通人的榜样、亲人的骄傲，走到如今这一步，和其失去理想信念，迷失人生方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曾经的任凤春也是一名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的好党员、好干部。他在担任白城市洮北区委书记时，正赶上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由于表现突出，任凤春被授予“吉林省抗洪模范”称号；在任白城市委宣传部部长期间，他也为宣传白城、发展白城尽心竭力。然而，在他担任白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走上正厅级领导岗位后，却放松了思想改造，政治理论甚至交给别人代劳，思想防线出现“溃坝”。尤其是他认为自己仕途到了“最后一站”，“最后捞一把”的念头不断侵蚀着他的思想，最终他失去理想信念，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走上了贪污腐败的道路。基建项目、物资采购都成了他“发财”的捷径，干部调整、过年过节也成了他“致富”的时机。

　　作为党委书记，任凤春还任性霸道、无视民主，把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之上。随着全省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在任凤春任党委书记期间，白城师范学院也实施了一系列基建工程，东迁西建，扩大学院规模；建设实验楼，提升教学质量；开发公寓楼，改善教职工和学生的生活质量……面对这些“政绩”，任凤春内心逐渐膨胀起来，自认为这些都是他干出来的，把自己当成了学院的“大家长”，日益霸道独断。他无视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一把手“五个不直接分管”的制度要求视而不见，对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大额资金使用，都由他定好了再上会。真正是大事小情“一把抓”、决策拍板“一言堂”、财政花钱“一支笔”、选人用人“一句话”，把学院当成自己的专属领地，大肆弄权，谋取私利。曾经有个学院领导向他提出不同意见，任凤春就想方设法把他架空，让他坐冷板凳，直至其调离工作岗位，以至于后来无人敢提意见。

　　思想上的滑坡，让他开始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作为学院党委书记，他不仅没有履行好主体责任，以身作则，反而党性观念淡薄、毫无规矩意识，带头违规违纪，以致起到了反面带动作用。他表面上打着扩建学院谋发展的旗号，实质是为了谋取一己私利；公开场合是谦谦君子、谨慎低调，私下里却利欲熏心、收受贿赂；经常在会上给别人提要求，自己却从不遵守。

　　任凤春成为了彻头彻尾的“两面人”。他无视党的纪律和规矩，向开发商陈某借了两台豪车供自己使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表面上将车还回，并且高调表态“一定要遵守国家政策，作为党委书记，我要做好表率”，私下里却让陈某把车送回来继续使用。女儿回国探亲，他立即给承包学院工程项目的钱某打电话，让他提供车辆给女儿专用。他去上海看病，也要求钱某提供车辆供其一家在苏州游玩，并且承担在苏州的吃住和游玩费用。

　　肆意敛财，来者不拒，党性、师道和规矩抛诸脑后

　　为了“给在国外的女儿提供更优越的条件，让自己和老伴退休后有更安逸的生活”，任凤春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了直接、疯狂而又愚蠢的敛财行为。

　　2009年初，长春某集团项目经理栾某为尽快收取白城师范学院的工程款找到任凤春，承诺将款项总额的10%提成给他。任凤春立即安排相关人员积极推进，按照约定，栾某在每笔款项到位后也及时将提成款送到任凤春手中。在收到栾某送来的400多万元后，他感觉栾某给钱不那么爽快了，就要求栾某为其房子进行装修，栾某又为其支付了20余万元的装修款。

　　与任凤春“合作”的不止栾某一个。2010年，某工程公司项目经理钱某找到任凤春，送上10万元人民币，希望承接白城师范学院东迁西建项目，并且还表示，事成之后另有重谢。在任凤春的安排下，钱某顺利中标，巨额“感谢费”也如约奉上。

　　任凤春对于向他行贿的，不管是谁，均是来者不拒、照单全收，甚至有的之前都不认识。2008年底的一个冬日，白城某煤炭经销处经理孙某来到任凤春的办公室，在表明要承包学院供暖季用煤意图的同时，递上了2万元的“见面礼”。于是，在任凤春的安排下，孙某拿到了采购合同，并实现了长期“合作”。孙某先后送给任凤春人民币100多万元。案发后，任凤春交代：“之前我并不认识他，他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确认他和我提的介绍人……”其贪婪无度、胆大妄为可见一斑。

　　在任凤春看来，“合作者”是谁并不重要，即使是自己的部下违规承揽学院工程，只要钱给到位，也是一路绿灯。2009年初，学院开发建设实验楼和教职工公寓楼项目，时任学院某部党总支书记陈某找到任凤春，承诺“工程给我干，挣钱咱俩分”。在利益驱使下，任凤春根本不顾学院“本单位人员不得经商办企业”的明文规定，更不管教职员工有什么议论，不仅为陈某串通投标提供便利，而且亲自出马，东奔西走，向市委打请示、找政府作汇报，以学院名义为陈某争取各项优惠政策。事后，近500万元人民币纳入了任凤春的腰包。

　　2008年至2014年，任凤春先后收受上千万元人民币。此外，2008年至2012年，任凤春还借春节假日、女儿结婚和老人去世之机，先后收受学院教师的礼金。

　　疯狂的敛财让他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快，直至再无法回头。任凤春在忏悔书中写道：“生活给予我们的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实际需求，金钱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为了钱财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悔恨交加……”

　　心存侥幸，不忠诚不老实，放弃组织给予的最后机会

　　疯狂践踏党纪法规的恶果，只能是自取灭亡，任凤春内心也明白这一点。因白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冷有春接受组织审查，与之有牵连的任凤春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可能会暴露。他每日如坐针毡、寝食难安之下，却仍然心存侥幸，幻想能够“逢凶化吉”。在冷有春被审查调查后，他不仅没有主动找组织坦白问题，反而企图“抱团”对抗审查，逃避党纪国法的惩处。他自认为，只要把部分行贿款退回去，与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就能钻法律空子，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为了藏匿财产，他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外甥女、侄媳妇、老姨……任凤春发起了全家藏匿财产“总动员”，惶惶不可终日。

　　纸终究包不住火。2018年5月9日，吉林省纪委监委决定对任凤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直至此时，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我收的都是开发商的钱，我既没有损害国家的利益，也没有损害学院教职工的利益。”其所谓的攻守同盟，不过是因利而聚，不攻自破；种种徒劳掩饰，也只是掩耳盗铃；各种无耻狡辩，更是荒谬至极，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不堪一击。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凤春无视党纪国法、肆意妄为，他“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美梦被击碎，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满脸污垢”丑煞人

——福州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俞昌林

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党要求全体党员一定要遵纪守法、严守纪律，我没有听进去；领导和同志们善意的批评劝告，我听不进去，反倒热衷听信小人言；父母、妻子经常提醒我要廉洁，我没有听进去，成了‘三不听’干部，沦落到如今下场。”福建省福州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俞昌林在忏悔书中如此写道。面对俞昌林的腐化堕落，班子成员批评他，他就打击报复对方；党组织审查他，他就对抗审查；下属、商人围猎他，他乐在其中。

　　2017年5月，俞昌林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18年5月，余昌林因犯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贪杯好财——“醉倒”在酒杯里

　　回顾俞昌林堕落的足迹，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一桌又一桌的酒席。

　　“我天生酒量好。”俞昌林自称年轻时没人能喝过他。因为能喝酒，下属企业、协会及他的下属等便经常邀请俞昌林吃饭喝酒。起初他还常婉拒，但到了福州市残联、市供销社一把手岗位上后，他对自己放松了要求。一来觉得“这些单位市里不会关注太多”，二来在一次外派学习回来后，俞昌林原以为组织会很快提拔自己，可却未能如愿。自我膨胀的俞昌林由此心生怨气：“我觉得组织对不起我，心想反正升迁希望不大，政治上没有得到发展，那么在经济上可以捞一些好处。”此后面对宴请，俞昌林来者不拒。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出台前，吃饭的由头很多，什么参观学习、工作座谈、业务交流、务虚推进会，以开会名义，行公款吃喝之实，到了春节前后，持续吃请甚至长达两三个月时间。记得最盛时，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外面吃饭，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出台后，我仍然不知道收敛，继续公款吃喝，还接受下属企业邀请搞公款旅游。”俞昌林在忏悔录中如是说。

　　来者不拒的不仅是宴请，还有大大小小的红包。2012年至2014年，俞昌林在市供销社工作期间，充当其“掮客”的市供销社副处级调研员詹某某，提醒下属企业给俞昌林送礼：“现在工作不为一点财，那还图什么？”甚至明示下属：“如果想要提拔，就要给俞昌林送点钱”。

　　“第一次收几万元好处费时，心里也害怕过，但是贪念作祟，加上送钱的人多次保证以后都不会说，于是心存侥幸，以致发展到后来，凡送钱给物，基本都来者不拒。”小到购物卡，大到万元现金红包，俞昌林都照单全收。

　　据统计，在担任福州市残联理事长、市供销社主任期间，俞昌林先后收受晋安区残联就业服务中心原主任刘某某、市供销社干部张某、林某某、陈某、戴某、徐某某、黄某某等人财物，许诺他们在调整岗位或提拔时给予帮助。此外，他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现金共计59.85万元、购物卡面值共计1.8万元。

　　俞昌林的另一名“掮客”刘某某介绍商人叶某某结识俞昌林，使其得以承包福州大鞋城拆迁安保工作。其间，刘某某故意将“好处费”分两次送给俞昌林，他说：“我了解俞昌林这个人，他喜欢细水长流，隔一段时间都要送点东西给他，所以我就先给他两万，事情做好了再给他三万。”

　　政治品质败坏——结党营私打击诬告

　　俞昌林在任职期间，他经手提拔的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小圈子”。他们经常在单位的班子会上沆瀣一气，凡是在会上对俞昌林任免干部、上马项目提出反对意见的班子成员都被认为同他们“故意作对”。

　　为了对付这些反对者，俞昌林还经常组织聚会，共同策划如何举报、打击与他“作对”的干部。甚至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通过撰写举报材料寄给省市领导及相关部门，对向他提意见的干部进行打击报复。

　　2014年，组织将俞昌林调离市供销社，但他们的打击报复却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我觉得自己从一把手岗位上退下，是因为那几个人举报我，害我被调查并调离供销社，所以一心想着要把他们打倒，让上级领导看到我们才是好人，以便让我尽快再出来当一把手，争回面子。”俞昌林一直这么认为。

此时的俞昌林将怨愤指向所有不满足他请求的人员：“我觉得市里领导不重视我的请求，组织没有查出问题，是收了那些人的好处，袒护他们，所以指使市供销社干部陈某、戴某、余某某等人不停向省里、向中央诬告他们，让他们也不得安宁。”

　　据不完全统计，俞昌林及其“盟友”共寄出举报信200余封。在俞昌林等人的影响下，市供销系统党组织软弱涣散，政治生态受到严重破坏。

　　对抗组织——“为何跟我过不去”

　　2015年8月，俞昌林接受下属企业福州干鲜果总公司公款宴请及公车私用问题案发，福州市纪委对其立案审查。但在执纪审查期间，俞昌林非但不珍惜机会、及时悔悟、讲清问题，反而极端漠视党的纪律和规矩，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他认为：“这是组织跟我过不去，我已经调离市供销社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揪着不放？”

　　他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指示3名同案人员提供虚假证词，要求他们在面对审查时“帮忙说话”，编造自己曾经要求干鲜果总公司不得使用公款宴请的谎言，以便逃避组织处理。在同案人员一致如实交代的情况下，俞昌林仍然拒不承认，不配合组织审查，不接受组织处理。

　　为了干扰审查，俞昌林打着“汇报”的名义，不断写信给上级领导，进行歪曲事实的“辩解”。为了“自证清白”，更将矛头指向纪检干部，散布对纪委领导和工作人员不满言论。

　　2016年12月，福州市委巡察组进驻市供销社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巡察工作。俞昌林指使余某某为其打探巡察组内部消息，巡察组反馈信息时，俞昌林还特地让余某某进行录音，“一方面是想打听有没有人举报我的违纪问题，另一方面也希望趁机把那些反对我的人搞倒。”

　　2017年3月，福州市纪委在对市委巡察一组反馈的俞昌林有关问题线索情况进行初核的基础上，对俞昌林严重违纪问题进行并案审查。

　　在审查初期，俞昌林仍然态度恶劣，心存侥幸，不珍惜党组织给予的教育挽救机会，拒不配合组织审查，他的第一封忏悔书仅草草写了不满一页纸，应付了事。

　　经过不断教育，俞昌林终于开始审视自我。他说：“党规作镜细细照，满脸污垢丑煞人。我原来觉得自己贪的只是些蝇头小利，如今拿起党规党纪对照后，才终于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他的忏悔书也越写越长，最后一份忏悔书，他写了整整十一页纸。

清风文苑

读好历史这本教科书

　　真实是历史研究的“生命线”，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要有广阔的宏观视野，又要有必要的细心考证，要对事物的复杂性有足够的估计，并且使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明白“探索”是党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

　　承三联书店的好意，让我将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所写的一些论文编成《向开国领袖学习工作方法》《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转折年代——中国•1947》《联合与斗争——毛泽东、蒋介石和抗战中的国共关系》《第二条战线——论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等几本集子出版，并且起了一个总的名称——“金冲及文丛”。出版之后，似乎还引起一些读者的关心，其中《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一书发行了11万多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现在，希望我写一点编写过程中的心得体会，我自然很难推却。

　　习近平同志说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是一句至理名言。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可以说是前人实践的记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它几十年来在实践中探索前进的写照。研究它，可以使人了解中国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和智慧，也可以提高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觉和自信。

　　但要做到这一点，实非易事。研究党史，其实始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要说体会，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能简单地说这样几点：

　　第一，真实，是历史研究的生命所在。记得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我不怕后人批评我，就怕后人误解我。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误解基础上的批评肯定毫无价值。历史毕竟是已经消逝的过去，有些重要事情未必都有记录留下。为了弄清历史的真相，首先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那股劲，尽力搜集并挖掘比较可靠的“第一手材料”，经过缜密的比较研究，力求弄清事实是怎样的，这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决不轻信那些并无可靠根据的道听途说以至别有用心的胡编乱造，那只能把人引入歧途。历史又是异常复杂的，常常包含许多不同的甚至似乎相反的侧面，不能像“盲人摸象”那样取其一点便得出全盘性的结论。这就需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既有广阔的宏观视野，又有必要的细心考证。

　　第二，进行专题性研究时，眼界要放宽一些，对事物的复杂性要有足够的估计。《孙子兵法》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话几乎尽人皆知，但真要做到却很难。“知己”已很不易，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过好的方面去看;“知彼”则更为不易。在革命史研究中，往往只顾自己这一方面，而对对方(如国民党)的状况和想法只有一些粗枝大叶的了解，甚至失真，对双方在各个阶段中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和演变也很少了解。恩格斯曾强调指出：历史的发展往往是由来自不同方向的合力造成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很难正确还原历史真相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对党作出的重大决策，也需要放在对中国社会发展全局的基础上来考察，要使人看到当时国家客观环境和面对的问题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棘手之处在哪里，在党内和社会上有着哪些不同的主张，甚至还有哪些争论，实行这些决策又遇到哪些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问题，对这些又是如何应对的。这样才能看出：正确的决策高明在哪里，错误的决策教训又在哪里。这样的历史才是活生生的，使人能从中得益。

　　第三，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不断出现以前没有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国原来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无论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没有可以现成沿用的办法。许多实际情况又很难在最初时期就一清二楚。因此，“探索”在党史中可以说是关键词之一。许多事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用心地比较怎样做才能够成功，怎样做就会失败或遭受挫折，而后从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用以指导下一步的行动，有时还要反复多次才能把事情弄清楚，闯出一条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路来。此中甘苦，局外人和爱做“事后诸葛亮”的人往往不容易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前进的。这也是成功的重要秘诀。

也许可以说，在这三点中，第一点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后两点是说应该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问题。当然，并不是说，我自己能做到这几条，而只是在学习和写作中，深深感到应该这样做，可惜自己也没有能够很好做到。把这些写下来，无非是希望得到读者更多的指教。

韩愈的第一份“调研报告”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35岁的韩愈晋升到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岗位：监察御史。

这份工作对于韩愈来说来之不易。韩愈幼年丧父，由哥嫂抚养成人。从21岁起，韩愈连续4年参加考试，才获进士及第。此后，在近10年的时间里，韩愈3次上书宰相，均未得到回复，4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才通过吏部铨选，在公元802年担任四门博士。晋升监察御史，无疑是韩愈人生的重要一步，是施展抱负的好机会。然而，就在担任监察御史的第一年，已经不年轻的韩愈却遇到一个硬对手。

　　公元803年，关中大旱，长安也受到严重影响，“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百姓生活如此困顿，当时长安的最高长官京兆尹李实却粉饰太平，上奏唐德宗，说虽有天灾，但不影响粮食收成，非但没有减少税赋，反而私下横征暴敛，使灾情火上浇油。李实本为唐朝宗室，又是德宗宠臣，在关键岗位，手握实权，一时无人敢言。

　　刚刚担任监察御史不久的韩愈，实地走访灾区，深入了解灾情，深受震动。他看到百姓“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痛心疾首，如实给唐德宗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并提议减免税赋。这是韩愈工作后的第一份“调研报告”，300余字的短文，言辞恳切，为民请命。李实如芒在背，将韩愈视为眼中钉，几番谗言，致使韩愈被贬为阳山县令。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韩愈并未从中“吸取教训”，这既不是他唯一一次直言上书，也不是唯一一次被贬出京，日后的《论佛骨表》更是震动朝堂。“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韩愈还是那个韩愈，耿直得既让人胆颤心惊，也让人由衷敬服。

　　韩愈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享有“百代文宗”之名。其实，他绝非一般书生，而是一位彻头彻尾的“韩大胆”。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成德镇发生兵变，节度使田弘正全家及部属300余人都死于乱军之中。成德镇地处要塞，牵一发而动全身。朝廷为了稳定局势、化解矛盾，再三思度后，还是派遣时任兵部侍郎的韩愈为宣慰使，前往安抚成德镇。好友元稹认为此行极为凶险，韩愈却慷慨领命，从容而行。他手无寸铁，单人独骑，直入叛军营中，慷慨陈词，折服众人，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国为民，秉浩然正气，无惧无畏，此时韩愈离自己生命的终点还有3年。

　　无论是一份“调研报告”，还是单骑闯叛军兵营，退之从未有“后退之意”，总怀踏平坎坷之心。中国传统文化充满家国情怀，向来要求以民为重，追求本固邦宁。学而优则仕，而学习的初心就是为国为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官职有大有小，人生有喜有悲，而有此初心，方可不迷不惑，心正人正，文正行正。